《易經》是集體創作的錯誤在哪裡

曾仕強先生學識淵博，把易學推廣於社會生活，讓國人享受到了一場饕餮大餐。但他對《周易》本質的認識，卻是有問題的：“實際上，《易經》成書所經歷的時間非常長，所經歷的聖人也很多，應該說，《易經》是我們古聖先賢集體創作的成果。我們中國人，差不多所有東西都是集體創作的，很少有一個人單獨完成的。”（《周易的奧秘》第3頁，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7年版）這是假歷史唯物論：把個人成果說成是集體成果。集體創作的什麼？《易經》的組成是什麼？《易經》的本質是什麼？這些問題沒弄清楚。用虛假的代替本質的，假易學大有從學術界向社會層面蔓延之勢。

按《漢書·藝文志》的說法：“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是指《周易》筮卦的形成期（八卦）、寫作期（六十四卦）和發展期（易傳）三階段。上古伏羲氏仰以觀天，俯察地理，發明了八卦，經夏代的連山、商代的歸藏，形成了六十四卦的卦象體系。但卦象體系也是演變的，《繫辭》十三卦有可能是遺傳下來的《歸藏易》的卦辭，卦象體系與《周易》就不同。

《周易》六十四卦是文王被商紂王囚禁在羑里時，為了指導周國事業的發展，以卦爻辭的形式寫的大政方針。

《易傳》是解釋六十四卦的文字，組成較為複雜，有周公寫的《大象傳》、孔子寫的《文言》以及儒家弟子寫的其它內容，前後歷經約七百年。

我們學習《周易》是解讀卦爻辭，伏羲氏的創立八卦到文王，在筮卦上有傳承，但在卦爻辭意義上沒有關聯，所以伏羲這個“集體”成員就撤了出來。

周公寫《大象》，把卦爻辭中的革命精神轉換為建設思想，而不為儒家所意識；提示由兩個八卦組成某一六爻卦，卻被錯誤地認為是卦象規則。《易傳》在起點階段就走偏了路，《說卦》《序卦》《雜卦》是戰國時期儒家學者對《周易》的理解，基本上偏離了主題。這一集體成員也不是真實的。

所以，如曾先生說的要宣揚“集體創作的成果”，其實是伏羲的創建、儒家的思想，而非《周易》卦爻辭的真實內容，這一點讀者應該明白。

《周易》在古代是個科舉考目，今天是個學科，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是巨大的。《周易》的內容是具體的，易學的內容則是寬泛的，希望學界釐清兩者關係，不要混為一談。現在很多人把《周易》玩成一個空殼，什麼東西都往裡塞，也不說明組合成分，容易使學者對歷史發展階段做出誤判，更容易使真正的周文王思想被永久封藏。

《周易》是周文王所寫，史書是這麼寫的，通過卦爻辭也可以自證。“元亨利貞”系列卦體現了不同革命階段的戰略思想，是偉大領袖的思路，只能出自周文王之手（參閱《元亨利貞隱藏著什麼天機》），別人即使是理論水平很高的人也沒有這個責任和身份去寫；《師》卦九二為陽，排在具有九五之尊的《比》卦前面，只有在商周之間的戰爭時期周文王才能寫，不是戰爭時期周文王也不會這麼排列，戰爭年代那叫革命，和平年代那叫忤逆。即便是戰爭年代，如果不是周文王的西伯侯身份，別人也不敢這麼寫。那些玩弄周易的人不顧及歷史背景，不分析卦爻辭中的微言大義，解不通文字就把其它東西揉進這個概念裡去，看似易學的內涵擴大了，其實真實的東西沒有了。

從根源上說，解易亂象是從《易傳》開始的。《易傳》組成複雜，從周公寫《大象》，故意轉變思想主題（參閱《周易卦象的“君子以”，是個劃時代的詞彙》），到戰國時期其它篇章的綴合，路子越走越偏，王弼雖糾正了亂象，但仍然沒有切入《周易》的實質，這種現象又由唐宋一直延續了兩千年，解易著作洋洋大觀，還是在原有的基礎上拾遺補闕。五四運動以後，文王就變成了占卜算命的老者，更多人乾脆取消了文王對《周易》的版權。“集體創作”是什麼意思，就是沒有統一體系，沒有統一思想。如同盲人摸象，你摸到哪一塊兒，那塊兒的形狀就是大象的整體，就可以大做文章，反正大家都閉著眼說話。我認為，研究《周易》不管體系上站得住站不住，探討都是對的，用於指導人們的現實生活更是一大貢獻，但絕不可把本質改變了，玩從“集體創作”到集體再創作的把戲。中國古代的最高智慧不是《老子》，不是《論語》，不是《孫子兵法》，而是你沒有看透的《周易》。《周易》是推翻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的宏大的政治綱領，是一部劃時代的歷史著作。拙著《周易說解》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