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成書過程及思想體系

《周易》的成書過程及思想體系 《周易》的成書過程及思想體系

《周易》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周易古經》，分上下篇；一部分是《周易大傳》，計十篇，又名十翼。

《周易古經》簡稱《易經》，自戰國時代起，就被儒家奉為經典，近三千年來對中國文化的演進產生了重大影響。《易經》究竟何時成書，大致以本地面貌留傳，至今尚無定論。對於《易經》的成書時間，目前學術界主要有三種意見：西周初年說，西周末年說，戰國初年說。本書採用第二種說法。

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易經》並非一人之創作，它的形成和編定過程，一定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眾所周知，《易經》與占筮有密切關係。新近的考古資料和研究證明，占筮在殷代確已流行。《世本·作篇》和《呂氏春秋·勿躬篇》關於“巫咸作筮”的說法，看來可信。

據《尚書·君奭》巫咸乃商代太戊時人。 八卦和六十四卦正是在占筮的基礎上形成的。而且，考古學者在現今保存的文物中發現， 殷代已有契數的卦象，六十四卦的卦名也已存在。《禮記·禮運篇》載：“孔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微也，吾得《坤》《乾》焉。”這些材料說明，商殷之時有與《周易》類似的文獻。儘管它們的表現形式與《周易》有區別，如《周易》中《乾》在《坤》之前，而孔子去宋國考究殷文化所得之“殷卦書”，《乾》在《坤》之後，但是《周易》與“殷卦書”在觀念和思維方式上畢竟是一脈相承的。“殷卦書”可以看作是《周易》的前身。

筮法和卦學經過周人的改造，演變成現在所見《易經》的模樣，其間，周文王和周公或許對《易經》的編纂做出過貢獻。司馬遷說：“ 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史記·日者列傳》）又說：“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史記·太史公自序》）許多人據此認為司馬遷斷《易經》為文王所作，其實不符合《史記》原意。司馬遷兩處提及此事，都使用“演”字加以說明。據《釋名·釋言語》：“演，延也，言蔓延而廣也。”可見 司馬遷是說，周文王對三百八十四爻的推衍引伸做過一定工作，並未肯定整個《易經》為文主所作。這一點應當澄清。

從今本《易經》所涉及的史料看，它記錄了自周興至西周晚期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和變故。如：泰卦六五爻和歸妹卦六五爻有“帝乙歸妹”的話，是指殷王帝乙將女兒嫁給周文王姬昌一事。隨卦上六爻。“拘系之。乃從維之，王用亨於西山。”這裡說的是周文王被殷紂囚於羑里，釋放回國後，在歧山行祭。升卦卦辭：“南征北戰。”可能是指周穆王大舉征伐南楚。這是西周中期的事，履卦六三爻辭：凶。武人為於大君。”王弼注：“志在剛健，不修所履，欲以陵武於人，為於大君。”孔穎達疏：武人“欲自為於大君。”可見履卦六三爻辭是批評某些權臣或諸侯憑藉手中的軍事力量，控制西周王朝的大權。以此反映統治階級內部尖銳傾軋、生死爭奪的卦爻辭還有不少，這種政權不穩、激烈動盪的情況，應當出現在西周晚期。

《易經》的確有許多地方，表現出作者為西周王朝的衰敗而憂慮衝衝的心情。《易傳》雖然並不認為《易經》成於西周晚期，但是對於《易經》作者的不安心理深有所察。《系辭下》說：“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在《易傳》看來，《易經》作者的意圖在於，通過危辭提醒當時的統治者，使其驚覺和猛醒，希望他們能夠轉危為安。

《易經》涉及的方面是相當廣泛的，包括生產經驗；社會改革、自然科學、倫理、軍事、刑訟、商旅、婚俗、祭祀，等等，對了解西周和周以前的社會生活、思想觀念、文化習俗有重要價值。《易經》的卦爻辭，主要是散文，也有韻文，文辭形式和寫作方法借鑒了民歌。其中有些爻辭與作於西周晚期的《小雅》接近，如明夷卦上九爻辭：“明夷於飛，垂其翼，君子於行，三日不食”；中孚卦九二爻辭：“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就很像是西周晚期的詩歌。

這些情況不僅表明《易經》可能成書於西周末年，而且告訴我們， 《易經》的思想和構成資料，融匯了西周及西周以前大量的文化精萃和中國民族的傳統精神。《易經》無疑是西周文化的結晶。

《易經》到底是一部什麼性質的書？ 目前多數學者肯定它是一部用來占筮的筮書，同時也有少數學者著文列舉理由，力主《易經》非卜筮之書。這種爭論說明了《易經》的複雜性。依拙見，《易經》從其淵源和形式上看，的確是一部筮書，它保留著筮書的主要特徵和功能，如全書按卦爻劃分為六十四個部分，內容以卦爻辭的方式出現，與象數並存，而且吉凶悔吝之類的占筮術語比比皆是。所以，春秋時《易經》主要當作筮書而流行。但是由於經過長期的編纂加工，《易經》涵納的內容豐富，思想深刻，已遠遠超出了一般筮書的範圍和要求。因此，從其涉及的方面如此廣泛來說，它可以看作是一部西周時代的小百科全書；從其觀點前後一貫，著重在總結社會治理方法和宇宙變化規律，又可以將其當作一部古樸但有完整思想系統的政治哲學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