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思維阻礙了中國近代科學的發展嗎？
《周易》對「中華文化的思維方式」的影響，「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嗎？
我們也可以質疑西方為什麼―――是什麼因素阻礙了他們沒有發明指南針、火藥、印刷術和造紙術。這樣的質疑並非多餘，它可以提醒我們看待問題需要歷史的觀點。
近現代科學技術在中國沒有產生，並不意味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不可救藥，我們還是有後來居上的機會―――前提是負起自己的責任而不要怨天尤人。
近現代意義上的科學技術為什麼沒有產生在中國，這是一個被反覆提及的問題，中國人和關心中國的外國學者都有一些耿耿於懷的問題。沒有產生是事實，但是，為什麼沒有產生卻有很多個答案。楊振寧教授認為《周易》所代表的思維方式阻礙了中國近現代科學的啟蒙，這實際上是他比較一貫的觀點，也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觀點。
常常聽說，近現代以來中國因為落後而挨打，但究竟什麼落後了呢？一般人都認為是科技落後了，西方的「船堅炮利」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但是，我們抗戰的勝利和打敗美國支持的國民黨政權，不就是靠「小米加步槍」起家嗎？同時，中國近現代的災難始於西方列強推行鴉片貿易―――難道不能說他們是野蠻和貪婪的嗎？被摧殘、被毒化、被掠奪的，就一定是落後的嗎？
「一事不如人」的狀況常常會導致「百事不如人」的心理負擔，「百事不如人」的心理負擔又往往會導致「為什麼我的祖先沒有人家那麼闊」的自卑或者「我的祖上比你們闊多了」的自欺。
我們也可以質疑西方為什麼―――是什麼因素阻礙了他們沒有發明指南針、火藥、印刷術和造紙術。這樣的質疑並非多餘，它可以提醒我們看待問題需要歷史的觀點。
《周易》是流傳至今的思想經典，拿它和純粹的數學著作《幾何原本》相比較，有些道理，但是不太合適。最早翻譯《幾何原本》的明代大學者徐光啟認識到它和中國的《九章算術》有明顯區別，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在《幾何原本》中創造了公理化演繹方法。這種方法，如楊振寧教授所言，對整個近現代科學有決定性的影響。徐光啟（1562―1633）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認識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之後，向他學習天文、曆算、火器等學問，能夠「盡其術」。他們一起翻譯《幾何原本》，把拉丁文「geometria」，翻譯為「幾何」，音義兼顧，歷來被評價為神來之筆。他們所確定的幾何學中最基本的一些術語，如點、線、直線、平行線、角、三角形、四邊形等中文譯名，也是天衣無縫，至今沿用。說明中西文化的融合是可能的，同時也是需要高超智慧的。
徐光啟對《幾何原本》評價極高，認為「故舉世無一人不當學。」中國傳統數學最明顯的特點是以算為中心，雖然也有邏輯證明，但卻一直沒有形成一個嚴密的公理化演繹體系。明末《幾何原本》傳入，正好彌補中國傳統數學的不足。但是，在當時，像徐光啟這樣有見識的學者是鳳毛麟角，不過，徐光啟仍然堅信「竊意百年之後，必人人習之。」
《幾何原本》沒有產生在中國，的確是一个遺憾，但是這樣的遺憾不應該由《周易》來負責。楊振寧先生認為《周易》中有歸納的方法，而沒有《幾何原本》中那樣的演繹方法也是準確的。畢竟，《周易》中的「推演」雖然是通過「大衍之數」，有一套基於陰陽兩爻，從八卦演變六十四卦的符號系統，但這樣的系統並沒有公理化，人們更多地看重的是這個系統的象徵意義。有意思的是，唐宋以後的學者逐步探索出用太極圖來概括《周易》的原理，北宋的邵雍則用「伏羲六十四卦方圓圖」來說明六十四卦之間所存在的內在聯繫，這實際上是一種「圖式化」的公理，和《幾何原本》出發點一樣，表達方式迥異。
然而，歸納的方法不能認為是對演繹方法的阻礙，而且僅僅局限於歸納而沒有認識到演繹的重要性，也不應該由《周易》來負這個責任。事實上，《周易》提供的方法已經很多了，中國古代的天文、曆法、醫學、水利、建築等技術都或多或少受到《周易》的影響和促進。
就近現代科學而言，有些人曾經津津樂道，說計算機的鼻祖、德國哲學家和數學家萊布尼茲，因為《周易》的啟發而發明了二進制。從現在公布的萊布尼茲和當時在中國的歐洲傳教士的通信來看，萊布尼茲是因為掌握了二進制而能夠讀懂邵雍的「伏羲六十四卦方圓圖」，他說：「即使我自己，如果未曾建立我的二元算數的話，對於伏羲圖研究良久也未必能夠理解。」萊布尼茲很希望當時的康熙皇帝和中國學者能夠依據他所設計的二進制，了解「伏羲六十四卦方圓圖」的「真正含義」。他認為「這事並非無關緊要，它應能使中國人增加對歐洲科學的敬仰，進而增加對我們的宗教的敬仰。」他實際上，之前的利瑪竇早就有這樣的居心。而萊布尼茲的二進制也是在兩百多年後才藉助於信息論和控制論開始改變人們的生活。
陶醉於《周易》是二進制鼻祖當中忘乎所以，的確是自欺欺人。但是，《周易》的二進制的關係說明人類的思維方式其實是相通的，但是因為外部環境和其他因素的影響，其表現方式和側重點又是不盡相同的。任何思維方式都不可能單獨促進或者阻礙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很難說一個民族只有某種思維方式而沒有另外的思維方式，古代當代都是這樣。
一種思維方式從文字符號形式的萌芽轉化為生產工具和消費產品，往往會經歷漫長的過程，它產生於某個民族，并不意味著這個民族就一定會因為它而興盛或者因為它而衰落，東方西方都是這樣。
有人說，蘊含二進制思想的《周易》被用來算命，而西方的二進制則是計算機發明的基礎。實際上，計算機同樣可以裝載算命的程序，更可以成為犯罪的利器。近現代科學技術在中國沒有產生，並不意味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不可救藥，我們還是有後來居上的機會―――前提是負起自己的責任而不要怨天尤人。
